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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慈善 | 探索慈善捐赠中的性别差异——荷兰案例

摘 要

近年来,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的研究界,女性慈善事业开始受到关注。相关议题包括在其他国家的环境中,慈善捐赠中的性别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以及如何诠释这些差异。在本研究中,我们从荷兰小组追踪调查(GINPS)对于捐赠的研究中,选取了2010年的荷兰家庭(N=1,692)作为代表性样本以实验分析荷兰女性和男性的捐赠行为差异。我们使用了二次和多次的回归分析法来对性别差异和价值观、成本、劝募和社会压力等因素所影响的程度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女性给予得更频繁,且分散给予不同的领域;这种倾向与女性群体更高的亲社会价值观,即移情关怀和关爱人类的信念。与在美国的研究发现相反,荷兰男性的捐赠额多于荷兰女性。

 

关键词 keywords

慈善 philanthropy,性别 gender,慈善捐赠 charitable giving,筹款 fundraising,亲社会价值观prosocial values

 

导言Introduction

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身份显得愈加独立,她们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在慈善界,关于对性别角色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在对女性慈善的研究中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捐赠频率和捐赠额是否会相对较高;女性和男性所趋向于捐赠的慈善机构的数量和类型;捐赠资源和相关成本如何解释和缓和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捐赠动机的差异;人们在家庭背景中如何进行捐赠的决策。本研究有利于非营利领导和募款人在越来越强调战略的非营利市场中取得优势。如果男性和女性是不同的市场群体,那就得有相应的技巧。本文将探究荷兰慈善捐赠中的性别差异,并对结果中的差异进行解析来促进这个领域的研究。

 

性别和捐赠之间的联系尚未清晰 。虽然在一些研究中没有发现性别鸿沟或者男性捐赠的特点,很多美国和英国的最新研究认为女性会更加愿意去捐赠金钱给慈善事业,并且捐赠额度比男性要高。Wiepking和Bekkers认为,以前对于捐赠的性别差异研究,研究结果之间都存在着相当强的差异,这个原因要么是因为每个研究都是研究不同类型的组织,或者是因为他们拥有许多不同的回归模型,其中包括除了性别外的多种因子。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研究发生在自然年里的总捐赠,和跨部门的捐赠总和。虽然我们很清楚的意识到性别差异可能在不同组织中也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还是首先选择测试更多的性别理论。当以前的研究局限了我们的思维的时候,这些研究便把所有的捐赠类型重合折叠成一个变量,两个定量的发现结果。首先,不同的回归模型的结果存在许多系统性模式。回归性模型包括在没有这些变量的前提下,考虑收入和教育因素的研究会有导致在捐赠中产生更小的性别差异。虽然收入和教育经常在控制变量中被使用,我们认为它们理论性上是相关的,因为它们能够解释为何男性的捐赠额度会更高。其次,以前研究发现女性趋向于将她们的捐赠分散在大量不同的慈善组织中。以前的研究没有能够解释这个发现。在本文中,我们尝试对慈善捐赠总额趋势分布中做一个差量的显性分析。

 

本文除了测试多元化机制和慈善组织的捐赠分布分析外,还提供了两种额外的创新观念。以前对于在捐赠方面的性别差异的研究使用了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单一的背景数据,然而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影响女性捐赠方式的因素。例如,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中获得的尊重,福利国家的安排方式和国家文化。本文的贡献之一便是提供除了英美的其他国家环境中,捐赠行为存在性别差异的证据:荷兰。荷兰的“捐赠文化”和英美的慈善文化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了捐赠行为的性别差异。那么在荷兰,女性的捐赠额频率、捐赠额度和选择的捐赠机构数量是否都高于男性呢?


此外,如何解释性别差异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学者试图从资源财力、价格弹性和价值导向等角度进行解释。本文的另一贡献便是将解释男性和女性是如何做出捐赠决定的。


理论和假说Theory and Hypotheses

关于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差异的辩论一直都在不间断地进行着。此外,Fine(2010)指出,性别歧视与强调性别的神经系统的研究相关,认为性别角色随着世代而加强。然而本文跟随着最近的研究,展示性别在慈善捐赠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英美典型研究结果与本文章有相似之处——都依赖于自然年的捐赠总额调查——它们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捐赠且捐赠额更高。根据这些发现,我们期望女性的捐赠频率更高、额度更大和选择捐赠的领域将会更广。除了对女性和男性的捐赠行为进行分析,本文也将进行几类性别与捐赠的相关性研究,并试图解释这些性别差异。过往的慈善研究提出了四种可能的机制解释性别和捐赠之间的联系。这些机制是:价值观、捐赠成本、劝募行为和名誉的社会压力。


亲社会价值观Prosocial Values

大量的人格心理学研究都指出女性更倾向于将其自身描述成为一名有同情心和具备移情心的人。女性更重视去帮助他人,她们对道德困境的判断不同,会对他人的幸福值显现出更多的关心和责任感,更不物质主义。这些表现都指出女性心理存在更强烈的亲社会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可以使捐赠行为的差异性解释更具说服性。当人们把其自身描述成为一名有同情心且具备移情心的人,他们会更倾向于向慈善组织进行捐赠。

 

根据以前的研究,我们把焦点放在移情关怀和关爱人类的信念作为两个特性来加强亲社会行为。移情关怀是人们对处于困境中的其他人抱有的同情心。移情心理和自发性的帮助行为具有联系性,但也和志愿服务和慈善捐赠等有计划的利他行为有所相似。关爱人类的信念是一种乐力于帮助人类同胞的道德信念。Wilhelm和Bekkers(2010)认为这两种特质都是区别不同类型的帮助行为的预测因子,且关爱人类的信念联结了同理心和帮助行为。这些人格特质可能会导致性别差异,如心理学研究发现女性更富有同情心。多种研究认为,当体验移情反应和自我报告的移情的时候,同情心和大脑活动的差别存在神经学依据。多个神经区域涉及这个过程,且证据并不具备决定性。九项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对于画面的回应,男性和女性之间并没有不同的神经学反应。

 

如果女性的同理心关怀和对关爱人类的信念的支持十分强烈,这些特性可能能够解释捐赠行为中性别差异的一个正确的部分,然后男性和女性会在捐赠行为方面存在差异,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捐赠动机。Mesch et al.(2011)认为同理心关心和部分关心原则可缓解性别和捐赠之间的联系,但是当控制这两种特性的时候,性别差异仍然存在不可解释的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亲社会价值观可以解释为何女性会会对各个领域进行捐助。关爱人类的信念和移情关怀都是先天性的特性,和具体环境并没联系,但和大部分帮助行为有联系。有强烈亲社会价值观的女性倾向于捐赠给不止一个(机构)领域。

 

最近的研究要么没有把性别差异与共情反应、关爱人类信念进行联系,或要么只分析美国的情况。我们的文章是在社会价值观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福利环境和捐赠文化下,对亲社会价值观的研究。我们的假设是:因为女性有更为坚定的关爱人类的信念和共情反应,女性更频繁地给予、捐助更高的金额,为更多不同的原因捐赠。

 

然而,相比起男性,捐赠价值的动机对于女性来说相对较弱。这个争议与声誉机制存在联系,它阐述了女性对于社会暗示更敏感。Schwartz(2010)认为相比起对于社会环境并不敏感的人群,那些遵从社会规范行为的人群与他们自身价值并不符合。价值观是捐赠的众多原因之一,同时,不管一个人具备什么样的价值观,女性对个人想法的考虑比重比男性要低,因为她们让自己的决定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认为)其他人认为是合适的。

 

所以,此外,我们还试验了性别的调节关系,认为在女性群体中,移情关怀和关爱人类的信念的解释能力比较弱。


成本Costs

第二个假说部分是关于捐赠的相关成本,这可以解释为何是男性而非女性,捐赠频率会较高,捐赠额度会更高,还会选择更多不同的企业。在荷兰,捐赠的客观物质成本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始终如一的。当每年的捐赠额超过个人收入的1%(至少为60欧元),荷兰的税务代码允许纳税人在税前收入中扣除在注册慈善机构登记的捐赠数额。很少家庭能达到这个门槛,因此税务因素的影响在大多数荷兰家庭中是一样的。捐赠的主观成本在家庭间相当不同,然而,这取决于可获取资源的差异。由人类和个人社会资本形成的财务资源促进了捐赠行为。拥有资源使捐赠具备可能性:高收入,拥有一套房子,感觉捐赠的相对成本并不影响到财务安全,这使人们能够提高捐赠频率和捐赠额度。甚至在今日相对主张平等的社会中,男性仍然在经济资源中拥有优势,如收入和教育等。如果发现男性的捐赠额度较高,这很有可能受到收入或者教育的影响。我们将测试这个假说:因为女性的收入和财富拥有值较低较少,女性捐赠少于男性,且把她们的捐赠分散到大范围不同的领域。

 

此外,男性和女性对于他们的财务状况的评判也可能不一样。Wiepking和Breeze(2012) 认为,财务观念与慈善行为有重要的相关性。如果女性对她们的财政状况的感知并没有男性那么积极,这将会可以解释为何女性捐赠额少于男性。

 

我们最后的假说是关于男性和女性在资源(资产)和捐赠之间的差别关系。在一个实验设计中,Andreoni和Vesterlund(2001)发现男性对于捐赠实际价值更敏感,如实验中的模拟的税费变动。因此,我们期望在女性群体中, 资源对捐赠行为的影响会比男性群体中的小。

翻译:黄碧绮

校对:吴滨

编辑:李智丹

原文出处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16,Vol.45(4)741-761./Explor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aritable Giving: The Dutch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