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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正文

 

 

    印度的社会组织历史悠久、门类众多、行动活跃。中国与印度同为人口与新兴经济大国,国情上既存在诸多相似,又有显著差异。考察印度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为尚在成长的中国社会组织提供一些值得思考的经验和教训。

 

      现代社会组织在印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1]。

 

英属时期(19世纪初-1947年)

 

     印度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公益服务是由基督教的传教士发起的,19世纪初期他们开始在城市建立学校、医院和孤儿院,并在农村通过教育、卫生等服务意图促进印度农村的现代化。 受此影响,本土的印度教精英也开始投身公益事业。与传教士的宗教使命不同,这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早期印度公益人士着眼于当时印度社会中存在的许多落后的风俗习惯,试图推动印度的社会变革。至19世纪中后期,印度涌现出了许多以此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其中一部分后来演变为政治组织甚至政党,1885年成立的印度国大党就是一个典型。

 

    作为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对印度社会组织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甘地认为印度农村应在政治上实现民主自治,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为此他在20世纪20年代发起了“建设性工作”运动,号召有志之士到农村去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志愿工作。大批志愿组织由此成立并参与其中,后来被称为“甘地式组织”。这些组织和志愿者后来又加入了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国初期(1947年-1960年代中期)

 

    印度独立后,新宪法保障了结社自由,社会组织在这一时期大量成立。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社会组织的工作重点也由推动社会变革和争取民族独立转向了与政府合作进行国家建设,特别是有关城市社区及农村的发展项目。印度政府为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在1953年成立了中央社会福利委员会,为社会组织及其项目提供资助。

 

   在这一时期,甘地式组织凭借其在独立前的工作,甘地本人及执政的国大党的影响力在印度的农村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一些组织甚至受邀为农业、卫生等政府部门培养人才。另一类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是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机构,它们在赈灾、济困、教育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多元时期(1960年代中期-1980年代)

 

    这一时期印度社会组织逐渐多元化。连续的自然灾害和与邻国的战争造成的大量难民使赈灾济困的慈善类组织持续活跃,同时一些国际NGO也开始进入印度从事相关工作并扶持印度本土组织。政局动荡、失业、贫困等问题使民众对国大党的经济发展政策产生疑虑,对国大党的不满逐步加深。许多政治性的行动组织在此期间成立,发起者既包括对政策本身不满的中间阶层,也包括对政策效果不满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甚至有前反政府武装的成员。大量社会工作者深入基层发动城市和农村的贫民成立自己的社区组织维护自身权益。

 

    印度政府相应地调整了对社会组织的政策,一方面继续扶持慈善类和“非政治性的”发展类的组织,另一方面则收紧对政治性组织和外国组织的管制[2]。1975-1977年的“紧急状态”时期,印度政府取缔了与其政见不合的政治性组织。1976年印度颁布了《外国捐赠管理法》(简称FCRA),对国内组织接受国外资助进行制度上的规范,以防国内政治性组织获得境外支持;1983年通过法令取消了社会组织在企业捐助和盈利项目方面的免税政策,使政府对社会组织在财政上的监管更加便利。

 

开放时期(1990年代至今)

 

    1991年印度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提出的“结构性调整”方案进行经济改革,其中有关政府减少公共服务与福利开支及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内容使发展类社会组织迎来了又一个春天[3]。然而,随着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利益冲突的不断爆发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许多社会组织以运动的形式发动民众维护自身利益。一些具有宗教背景的组织借此扩大在信徒中的影响力,有些甚至向极端化方向发展。印度政府继续采取“两手抓”政策,一面继续扶持“非政治性”社会组织,一面严格管控可能具有政治异见的机构。最近的例子即在2015年取缔了近9000家NGO。

 

       在笔者看来,印度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中有以下三点关键因素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文化宗教传统

 

    与中国大一统及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不同,印度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基层社会由地方势力掌控,中央权力难以对其产生直接影响。即使是在殖民时期,英国也在印度施行社会与行政分离的政策,少有触及印度社会的基本面。独立后印度的联邦制政体与基层村民自治的“潘查亚特”制度也是这一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受此传统影响,印度民众对于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认同程度较高;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地方士绅有组织地参与公益性、慈善性社会事务的事例,但是集权与“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传统令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极为有限,并且使民众对政治权力具有更大的依赖性。

 

    宗教对印度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印度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教(以及与其渊源颇深的佛教)对布施和奉献的重视使印度文化中具有深厚的慈善与志愿行动传统;外来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积极开展基于自身教义的公益活动。宗教因此成为印度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宗教作为身份认同所具有的排他性使其成为印度社会的一大长期隐患。印度历史上多次发生各宗教及教派之间的冲突,有些甚至酿成大规模的暴乱,例如印度独立运动末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1984年锡克教与印度教徒之间,以及2002年发生在古吉拉特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流血事件。在这些冲突中,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组织经常以积极推手或参与者的面目出现,促使许多印度学者对社会组织在政治和社会中的角色进行讨论和反思[4]。

 

经济社会形势

 

    印度经济历史上长期以农业为主,“三农”问题在印度同样是发展的关键与困难所在。从早期的甘地式组织到如今的发展类NGO,农村始终是印度社会组织的工作重点。随着印度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组织对城市的关注和投入的力量也逐渐增加。政府为吸引社会组织参与经济发展设立了很多项目并给予财政支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发挥社会组织在专业性、灵活性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也造成部分社会组织对政府资助的过度依赖,导致独立性与公信力的下降。甘地式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示威与此有关[1]。

 

    印度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以种姓制度为代表的等级结构在社会组织的构成中也有所体现。早期的社会组织多由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组建,后来由底层民众自发成立的组织开始增加。带有不同阶层色彩的社会组织在核心宗旨、关注议题、行为风格等方面有显著的差异,例如在争取权益方面,高种姓、中产阶级组织更倾向于使用倡导的方式,而低种姓、底层贫民组织更倾向于采取运动或激进抗争的方式[5]。阶层的分化与宗教等其他因素结合则可能使社会组织的版图更加复杂,在体现社会多元性的同时也极易造成社会的分裂。

 

法律制度设计

 

    相比于中国,印度有关社会组织的立法历史更久远,体系更完备。1860年英属印度便制定了《社团注册法》并一直沿用至今。印度对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并且在捐助、税收优惠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范。这样既有利于从制度层面保障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活动空间,增加民众对其信任程度,也有助于政府和社会对其进行管理和监督。特别是在社会组织的构成、议题、行为均已多元化的环境下,合理、适度的监管不仅有益于社会组织本身的发展,更有益于实现社会整体的稳定与进步。

 

参考文献:

1.Sen, S., Defining the nonprofit sector: India. 1993, The John Hopkins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Baltimore.

2.Sheth, D. and H. Sethi, The NGO sector in India: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urrent discourse.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991. 2(2): p. 49-68.

3.Sahoo, S., Doing development or Creating Dependency?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India.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2013. 2(258-272).

4.Chandhoke, N., Civil Society in Conflict Citi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09. 44(44): p. 99-108.

5.Harriss, J., Antinomies of Empowerment: Observations on Civil Society, Politics and Urban Governance in Ind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07. 42(26): p. 2716-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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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硕,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博士研究生。

编辑:周家颖